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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内部审计师需要确定管理层是否建立了衡量目标是否实现的标准。若内部审计师已认定这些标准不充分或不存在，则以下哪项措施适当？Ⅰ．将不足之处向适当的管理层报告，并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步骤。Ⅱ．向管理层建议替代性标准，如可接受的行业标准。Ⅲ．系统阐述内部审计师认为充分的标准，并开展审计程序，按照替代性标准进行报告。
A.只有Ⅰ
B.Ⅰ和Ⅱ
C.Ⅰ、Ⅱ和Ⅲ
D.只有Ⅱ
[判断题] 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分析主要是在建立经济发展水平量度标准的基础上，通过纵向比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其所处发展阶段，为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
A.正确
B.错误
[单选题]按照法律、法规或者当事人约定是否要求具备特定形式和手续为标准，可以将合同分为（ ）。
A.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
B.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
C.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
D.主合同和从合同
[不定项选择题]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增强顾客信任，某组织拟按GB/T 19001 —2008标准建立质量管理 体系并申请认证。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在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策划时，大家就以下 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请你在大家的意见中选出正确的答案。
关于质量目标，正确的说法是（ ）。
A.应超越质量方针的框架
B.应包括满足产品要求的内容
C.应在组织的相关职能和层次上展开
D.应是可测量的
[不定项选择题]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增强顾客信任，某组织拟按GB/T 19001标准建立质量管理 体系并申请认证.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在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策划时，大家 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请你在大家的意见中选出正确的答案。
关于质量目标的设定，正确的是（ ）。
A.应超越竞争对手
B.应包括满足产品要求的内容
C.应与质量方针保持一致
D.应是可测量的
[单选题]下列哪项陈述最准确地描述了内部审计人员在确定是否达到目标时所使用的审计标准是如何建立的？
A.适当的会计或审计准测，包括国际准则，应作为审计标准。
B.管理层和/或董事会负责制定标准。
C.公司经营所处的行业针对每个公司成员所建立的审计标准，以及这个行业的最佳实践。
D.内部审计人员应根据专业标准或政府规章制度去建立标准。
[判断题]综合评价方法的关键技术是“标准评分值”的确定和“标准比率”的建立。()
A.正确
B.错误
[判断题]综合评价法的关键技术是“标准评分值”的确定和“标准比率”的建立。()
A.正确
B.错误
[单选题]根据《测绘计量管理暂行办法》，取得计量标准证书后，属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由组织建立该项标准的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核发（ ），方可使用，并向同级测绘主管部门备案。
A.计量标准证书
B.计量合格证
C.计量检定证书
D.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
[单选题]（ ）的考评标准是用具有量化意义的数字表示不同的等级水平，包括离散型和连续型等两种类型。
A.等级式
B.数量式
C.定义式
D.量词式
[不定项选择题]建立节能标准更新机制，标准复审周期和标准修订周期应分别控制在( )以内。
A.1年和2年
B.3年和l年
C.3年和2年
D.2年和4年
[不定项选择题]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_ 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对文中所说“可标准化程度”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便于管制者用适当的成本识别与管制
B.是制定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基础
C.运用得当有利于有效进行统一执法
D.便于管制者控制风险产生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