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出版社于2006年年初组织本社小胡等编纂《中国陶瓷赏鉴》，并约定该书的整体著作权归B出版社所有，而编写入对自己所编写的部分享有著作权。该书稿的编写大纲确定后，B出版社社长要求美术编辑室根据大纲配备相应陶瓷精品的照片。美术编辑室主任与某陶瓷博物馆联系后，指派美术编辑小赵合法利用该博物馆的馆藏拍摄了该书所需的全部彩色照片。2006年年底，《中国陶瓷赏鉴》正式出版。该书为图录形式，全书以著名陶瓷作品的彩色照片为主，配有介绍、鉴赏性的文字。
2007年11月，L出版社出版《中国瓷器图录》。该书的表现形式以彩色瓷器照片为主，配有少量说明文字。B出版社将之与《中国陶瓷赏鉴》作比较后发现：两书的总体框架十分相似，都是先按年代、次按品种编排各种陶器或瓷器；两书为照片配的介绍、鉴赏性文字，各有不同，但《中国瓷器图录》中绝大部分彩色瓷器照片与《中国陶瓷赏鉴》中的相同。经调查后，确认这些照片是L出版社擅自从《中国陶瓷赏鉴》中翻拍的。
2004年年初，K出版社与吴亮签订《委托选编合同》，约定：K出版社委托吴亮组织选编《中国古诗名作》，总字数约60万字；K出版社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选编者对该作品享有署名权；K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两个月内按15元/千字的标准付给吴亮一次性稿酬；吴亮应确保不侵犯他人著作权。
2004年3月，吴亮又与陈德荣签订《委托选编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德荣同意接受吴亮的委托承担选编《中国古诗名作》的任务；吴亮在书稿交稿后的一星期内，按12元/千字的标准向陈德荣一次性支付选编报酬；陈德荣享有署名权；若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提出意见，陈德荣应负责处理，直至书稿质量合格。
2004年10月，陈德荣将全部书稿交付吴亮。吴亮按《委托选编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荣支付了全部报酬，并将书稿交K出版社。编辑人员在审稿中提出一些意见后，经吴亮将书稿退请陈德荣修改。陈德荣对编辑提出的意见作了处理，并在随附的《稿件处理说明》末尾署名“陈德荣”，留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2005年年初，吴亮向K出版社转交了陈德荣修改后的《中国古诗名作》书稿和所附的《稿件处理说明》，并告诉出版社自己即是该书稿的选编者。不久，《中国古诗名作》出版，封面等处的选编者姓名都是“吴亮”。出版社按合同规定向吴亮支付了报酬。
2005年6月，陈德荣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诉状称：K出版社未经陈德荣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自行出版了陈德荣的作品，且书上没有标明选编者是陈德荣，这是侵犯了陈德荣合法拥有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署名权以及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法院的判决仅认定K出版社应该为侵犯陈德荣的署名权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却不认为K出版社侵犯陈德荣的发表权、复制权和发行权。
1999年6月N出版社出版《××帆》一书后，发现Q出版社于1999年7月出版的《××河》一书的作者、内容均与《××帆》相同。N出版社即向人民法院起诉Q出版社侵犯其专有出版权，要求Q出版社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但Q出版社反诉N出版社侵犯其专有出版权，要求N出版社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经法院调查，作者周某于1998年5月将《××帆》投寄N出版后6个月不见回复，也不见退稿，遂写信给N出版社要求退稿，仍无回复。周某便将稿件转投Q出版社。Q出版社决定采用，于1999年4月与周某签订了出版合同，1999年7月《××河》按期出版。N出版社因编辑人员调动，工作衔接不上，未及时与作者周某联系，也未订立出版合同，但比Q出版社早一个月出版了他的作品。
由甲主编、甲和乙合作编写的一本书交出版社出版。出版合同约定：出版社以版税方式支付甲的主编稿酬，版税率为3%，按实际销售数结算；出版社另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支付甲和乙的撰稿稿酬，基本稿酬的标准为100元/千字，印数稿酬标准和具体计算方式均按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规定执行；为方便计算，所有稿酬均在年底结付。
2011年3月，该书出版。定价40元，首印8000册。全书应付稿酬的字数为153800字，甲和乙各撰稿50%。
出版社将该书按六折批发给省新华书店批销中心5500册。到2011年12月，批销中心实现销售5000册，剩余部分未退货，转入下一年继续销售。
2012年1月，甲提出自费订购2000册，并要求按定价的七折购买，出版社同意，并很快把书交给甲。考虑到该书尚有市场潜力，出版社决定重印5500册。该书印出后，又按六折批发给批销中心4500册。截至2012年年底，批销中心退货500册，其余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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