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陵和山岭还覆盖着森林，农业较少开发。东南沿海各省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最终迫使东南的贫苦农民开垦长江流域内地省份的丘陵和山区，这一过程可能一直继续到太平天国时期。结果这两种比较新的作物变成使长江流域高地得到系统开发的主要手段。” ……垦荒的“棚民”在长江流域的省份和福建到处可见，但尤其集中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区。地方志的解释说：“大抵山之阳宜于苞谷（玉米），山之阴宜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这种连续大量种植玉米、甘薯的农业行为，到十九世纪初期已经使许多地方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汉水流域的垦荒和农业报酬递减加剧，使何柄棣先生得出了一个别有会心的结论：“这一地区及川北部分地区成为嘉庆元年至九年白莲教叛乱的中心，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
——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材料二：历史上，中国没有遇到同期英国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分流的机会。玉米、甘薯的输入使明清时期的中国移民走向了山岭。他们继续向自然伸手，在土里刨食。当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把垦荒和推广种植玉米、甘薯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途经。据有关统计资料，十八世纪末，中国养活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但是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影响至今犹存。何先生的著作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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